贻笑大方，趣说“秀才识字识半边

贻笑大方，趣说“秀才识字识半边

　　自古以来，有这样一句俗语：“秀才识字识半边。”在汉字当中，形声字占了绝大多数，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了90%以上，给识字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。清代著名语言学家段玉裁说：“同谐声者，必同部也。”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：以同一个字为“声符”的一组形声字，它们的读音相同或相近。例如何、河、柯、苛……然而，在数量浩大的形声字当中，却也常常会出现“不尽如人意”的地方。例如“破绽百出”的“绽”、“草菅人命”的“菅”等等，如果只是读“半边”，必然会贻笑大方。
　　读半边而闹了笑话，是缘于“半边”没有找对，这属于文字学方面的问题。
　　众所周知，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为汉字的六种构字方式，其中前四种属于造字方法，后两种属于用字方法。在象形、指事、会意和形声这四种造字方法当中，前三种均不能表“音”，唯有形声字具有这方面的功能。为此，专家学者们认为，形声字的产生是汉字造字法中的一个根本性变革。既然形声字可以表音，为什么又有人会将它读错呢？这是因为没有找对表音的部分。具体来说，分为以下四种情况——
　　第一，错将会意字当成了形声字。象形和指事属于“独体”（即不可再分化为字了），会意和形声属于“合体”（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构成）。对于“独体”，不存在“识字识半边”的问题；而对于“合体”，则出现了究竟哪个“半边”属于表音的问题。据说北宋名相王安石也曾闹过笑话，他将“波”解释为水之皮，将“滑”解释为水之骨。王安石犯的错误，便是将形声字当成了会意字；而我们今天则更容易将会意字当成形声字。比如：昶(chǎng白天时间长)、岚(lán山里的雾气)、昊(hào广大无边)等等，若将它们的“半边”当成了声符，就大错特错了。
　　第二，找错了声符。在大多数的形声字里，结构上是存在着一定规律的，比如：左形右声、右形左声、上形下声、下形上声、外形内声、内形外声。至于为何会找错了声符，原因有二：其一，弄反了。比如“问”，声符偏偏不是“口”，而是“门”；“笃定”的“笃”，声符为“竹”，而非“马”。其二，有一部分字的声符与形符并非“平分天下”，而是偏居于一个角落，例如“施”。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：明代著名文士方孝孺，因为坚决不给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，被诛灭十族。其侥幸活下来的后代被迫改姓“施”——其义即“方人也”。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会意字，它的形符读yǎn，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是旗帜的形状，因此以它为部首的字多与旗帜有关，例如“旌”、“旗”等等，因此它们的声符没有占据“半边天下”，仅仅是右下方的“也”、“生”、“其”等等。
　　第三，声符字本身的写法发生了变异。这主要有两种表现：其一，它被省略了一部分形体，或是被简化了，比如“京畿（jī）”之“畿”，声符字本为“幾”（几），加进形符之后，竟省略了其左下的部分；“麇集”之“麇(qún)”，声符字本为“囷(qūn，古代的一种粮仓)”，简化之后变成了“禾”……这些字如果还坚持读“半边”的话，同样是必谬无疑。其二，它的形体（即写法）发生了讹变，同样使今天的人们无法相认——例如：“贼”，读左半、读右半都不对，而是从贝朿声（cì刺的本字）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？因为汉字的形体在数千年中发生了变化。一般来说，以秦朝为界，分为古文字与今文字两个阶段。前者，包括商周时期的甲骨文、金文及秦统一天下前的大篆和统一天下后的小篆；后者，包括秦汉时期出现的隶书和魏晋之后出现的楷书、草书、行书等等。有人将隶书作为古文字与今文字的一种过渡形体。“隶”即“皂隶”，指政府基层工作人员。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政务极其繁忙，负责书写工作的皂隶们的任务繁重不堪，而那时的小篆笔划太繁，书写极为不便，于是他们便将原有的结构化繁为简，从而渐渐发明了隶书。这样一来，字型是简单多了，但是它们却打破了文字原有的结构，有些字从此很难再找到它们的“娘家”了。
　　第四，声符被人为地变成了“多音字”。汉字于造字之初，均当是一字一音的。但是中国大陆在对汉字形体进行简化的时候，人为地产生出一批形同、音异、义更不同的所谓“多音字”来。比如“厂”，本读hǎn，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象形字，意为山崖下的石穴；但“工厰”的“厰”字简化后，却将声符“敞”省去，只留下一个意符“厂”，使得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字合用了一个形体，变成了所谓的“多音字”。如果它们单独使用，尚且不会造成因“识字识半边”而带来的错误，但是一旦作为声符，便后患无穷了。比如说，“适”与“適”，即属于这种情况——前者的声符是kuò(上边为“氏”，下边为“口”)，后者的声符是“啇”（dí），但一经简化，便“合二而一”了。
　　造成“秀才识字识半边”错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：表音的部分没有读准。这属于音韵学方面的问题。
　　中国历史悠久漫长，疆域辽阔广大，这便使语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；然而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变动——即战争、动乱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口大规模迁徙。举例而言，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，统一政权时的京都往往都在北方，它不仅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，而且语音也被视为“正声”，即标准音。但当北部边境的游牧民族纷纷南下，而朝廷又无力抵抗时，中原地区的人们便只有随着中央政府大规模南迁了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亦将中原一带的语音带到了新的地区，并且保留了下来，而且离开中原越早、越远，保留的古音也就越多、越纯（例如吴语、粤语、湘语、鄂语等等）。而此时的中原大地，则由于更换了主人，在语音上也同样呈现出了新的变化。